我的姑姑移民澳大利亚了，我去探亲，顺便旅游，谁知，因为舟车劳顿，再加上气候的急剧变化，我一下飞机就感冒了。
因为签证的时间很短，所以我可病不起，我还有好多景点要游览呢。一到姑姑家，我就让我姑姑带我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见到医生，我跟医生说：“我想快点康复，赶紧给我打个吊瓶吧。”谁知，医生愣愣地看着我说：“什么？怎么有你这样的患者，你这种小感冒，怎么能打吊瓶呢？回去好好休息，多喝点水。”
这要在国内，你不要求打吊瓶，医生都会主动给你推荐吊瓶，在澳大利亚，医生竟然连药都不想给我开。我跟医生解释了一通，医生依然不为所动，我还坚持要打，这下医生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你这人怎么回事，我是医生，我得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，我怎么能随意给你打吊瓶呢。说的严重点，如果今天我给你这种轻度感冒患者打了吊瓶，医院说不定就会把我开除，就算不开除，这也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污点，我可不能拿我的工作开玩笑。”
见医生急了，姑姑赶紧打圆场说：“您别生气，他刚到澳大利亚，还不太熟悉情况。您看他确实挺着急的，您就给他开点药吧。”医生这才很不情愿地给我开了点药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跟姑姑抱怨，姑姑笑了笑说：“你不了解澳大利亚，确实，医生一般是不给你打吊瓶的。我来这边这么多年了，我只在接种的时候打过一次针，是肌肉注射，还真从来没打过吊瓶。在澳大利亚的医院里，你是见不到‘吊瓶森林’的。”
回家之后，我吃了药，躺在床上休息。两天过后，症状没怎么好转，姑姑又带着我去医院。这次，我学聪明了，降低了要求，我跟医生说：“你看，药吃了，也没好转，给我来个肌肉注射行吧。”医生想了半天说：“好吧，你先等着。”
医生出去了好半天，才拿着一摞单子回来，然后让我在一个单据上签字。签完字，医生才拿出一次性注射器，在我屁股上来了一针。打完针，医生很认真的跟我解释道：“不要有个小病就打吊瓶，打吊瓶一般就要加抗生素。次数多了，你自身的免疫能力就越来越差，你就对抗生素产生依赖了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还不止如此，药液是有微粒的。1毫升青霉素加5%葡萄糖药液中有粒径2～16微米的颗粒542个。1毫升药液中含有这么多的微粒，那500毫升药液中就会含20多万个有害微粒。人体最小的毛细血管的直径只有4—7微米，吊瓶中的微粒会堵塞毛细血管，严重影响心、肝、肺、脑、肾等器官的健康，甚至会诱发癌症。打吊瓶的危害是长期的，如同慢性自杀一样。”
听了医生的话，我终于发现自己是多么幼稚。同时，我也深深的为澳大利亚医生的尽职尽责所感动。
国家发改委曾做过调查，我国每年医疗输液104亿瓶，平均到13亿人口，相当于每个中国人1年里挂8个吊瓶，远高于国际上2.5～3.3瓶的平均水平。
吊瓶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。医生鼓励患者用吊瓶，或者不知情的患者要求用吊瓶，医生不加说明就顺水推舟，这些都是有违医生职业道德的行为。希望我们医院中的“吊瓶森林”尽早消失。
